第1章 朱祖威——集邮圈里的一团火

开始了渐渐“老“去的历程！

如果从1960年我参加小学集邮小组算起，我已经整整集邮62年了。

2022年，我到了活一天赚一天的时候了。

小时候，我曾很淘气，让很多教过我的老师都因管不住我而非常发愁。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时，教自然课的李省三老师把我们几个淘气的男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班级集邮小组，指名让我当集邮小组长。

李老师拿出一些邮票说：“这些都是新中国邮票，可以组成一套一套的邮票，但每套里都缺一些邮票，看看你们谁能最先补齐一整套邮票。”

李老师让我补齐1958年发行的《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周年纪念》邮票中那枚20分面值的。我当时想：“这有什么难的？”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在外面四处托小朋友们帮忙，甚至无数次去翻垃圾箱，但直到1966年，8年过去了，我也没能攒到那枚20分的《关汉卿》邮票（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20分是国际信函面值的邮票，在国内的信封上，根本收集不到。）我体会到了，集邮真难！

也就是从1960年寻找《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周年纪念》20分邮票开始，我开始了自己的集邮生涯。

集邮引导我活泼好动的儿童天性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让我充沛的儿童剩余精力有了宣泄的出口；集邮让我懂得了人情世故，学会了与人交往；集邮让我养成了做事要有坚持性，要有恒心的好品格；集邮让我养成了干净整洁的良好生活习惯；集邮提高了我对美好事物的欣赏能力和不懈追求。

这一晃，14年过去了。

到了1980年发行“猴票”的时候，我的集邮兴趣被生肖邮票的发行再次点燃。业余时间，我开始常常混迹于北京王府井东华门大街集邮总公司旁的邮票交换市场、海淀邮局旁的邮票交换市场、玉渊潭东墙外的邮票交换市场、工人体育馆北邮票交换市场等，直到后来的月坛邮市。

1984年6月，我考入中国教育报。很快，在1985年6月，我联系了在京的20余家报社和出版社的集邮协会，和其中60余位喜欢集邮的编辑记者们，组建了“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合会”并担任会长至今。在当时北京市集邮协会秘书长李保联的帮助下，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合会成立当年就加入了北京市集邮协会，成为其团体会员。邮票设计家黄里为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合会成立一周年设计了纪念封，由北京宣武区集邮协会的袁连发用丝漏法印制。

1985年9月6日是我国的第一个“教师节”。当天晚上，首都新闻出版界集邮联合会在北京北海公园联合中国教育报、北京市教育局和北京市集邮协会举办了“庆祝教师节集邮座谈会”活动。启功先生为活动纪念明信片题词“向伟大的人民教师致敬”（明信片为4分和章和集邮论文，筹划过朝鲜等国家的邮票发行，他个人几大柜子的的集邮藏品极为丰富，很可能是全国第一。他连续举办多年的“外国邮票评选活动”，加强了中外集邮界的交流，把中国集邮推向了世界！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朱祖威的集邮生涯是非常坎坷的，其坎坷程度，超过了我们所有人！

在上世纪90年代，月坛邮市的开办让北京的集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朱祖威也热心联系了几家国家级集邮协会和一些个人集邮者，联合集资开办了“东单邮市”等。但因为种种原因，“东单邮市”被迫停办，导致朱祖威和许多个人投资者的几百万元钱被套在账上，一时人心惶惶。在那个年代，这几百万人民币不是个小数目（那时一套北京三环路附近的三居室，不过几十万元）。怎么办？天大的困难摆在了朱祖威面前。他说：“这个困难我来扛！”从此，各种各样要账的人缠住了朱祖威；同时，集邮界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满天飞。